6月9日，是我國第二個“文化與自然遺產日”，如果連同前面的“文化遺產日”，應當是第13個。

　　頗有意思的是，也是我國*個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浙江青田稻魚共生系統正式授牌13周年紀念日。

　　國際組織認定的“世界遺產”類型眾多

　　談到文化與自然遺產，人們很容易地想到世界文化遺產（包括文化景觀）、自然遺產、混合遺產等，并習慣性地簡稱為“世界遺產”。

　　的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以其較長的發展歷史、相對完善的認定機制和數量眾多的項目，產生了良好的社會影響并在文化與生態保護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嚴格說來，除了上述類型以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1992年啟動的世界記憶遺產（又稱世界記憶工程或世界檔案遺產）、1997年啟動的人類口頭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即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亦屬于文化遺產的范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1971年實施的“人與生物圈計劃”及1976年開始認定的生物圈保護區、于2000年啟動的世界地質公園則屬于自然遺產的范疇。不僅如此，依據1971年簽署、1975年生效的《國際重要濕地特別是水禽棲息地公約》所認定的國際重要濕地也屬于自然類遺產，而世界紀念性建筑基金會于1995年開始認定的世界紀念性建筑遺產、國際灌溉排水委員會從2014年開始評選的世界灌溉工程遺產等則是典型的文化類遺產。

　　當然，還有一類重要的遺產類型，那就是聯合國糧農組織于2002年提出的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GIAHS）。

　　糧農組織倡導的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

　　針對快速城鎮化、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技術的應用所造成的傳統技術體系喪失、生物多樣性破壞、農業生態系統功能退化和農業可持續發展危機等問題，2002年8月，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在約翰內斯堡舉行的“世界可持續發展峰會”的一個邊會上，發起了GIAHS保護倡議，并在全球環境基金等支持下實施“GIAHS動態保護與適應性管理”項目。該項目以《生物多樣性公約》《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糧食和農業植物遺傳資源國際公約》《21世紀議程》等為基礎，目的是建立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及其有關的景觀、生物多樣性、知識和文化保護體系，并在世界范圍內得到認可與保護，使之成為可持續管理的基礎。

　　按照糧農組織的定義，GIAHS是“農村與其所處環境長期協同進化和動態適應下所形成的獨特的土地利用系統和農業景觀，這種系統與景觀具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而且可以滿足當地社會經濟與文化發展的需要，有利于促進區域可持續發展”。農業文化遺產體現了自然遺產、文化遺產、文化景觀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多重特征，具有活態性、動態性、適應性、復合性、戰略性、多功能性、可持續性、瀕危性等基本特征。經過多年努力，目前已有來自亞洲、非洲、拉美、歐洲20個國家的50個項目得到了認定。其中，我國以15個項目居于首位。

　　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自然文化特征

　　嚴格說來，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遺產中，雖然沒有“農業遺產”這一類型，但是有許多農業類遺產被列入“文化景觀”的范圍。例如，以蘇巴克灌溉系統為核心的印度尼西亞巴厘文化景觀、包括大量農耕文化元素的法國盧瓦爾河谷、位于喀斯和塞文的地中海農牧文化景觀、包括葡萄園景觀在內的勃艮第與香檳葡萄園、瑞典奧蘭南部農業景觀、古巴東南*早的咖啡種植園等等。

　　比較有意思的是，目前有6個地方同時獲得了聯合國糧農組織與教科文組織的認定。坦桑尼亞恩戈羅恩戈羅保護區1979年被認定為世界自然遺產、馬賽草原游牧系統2008年被認定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菲律賓科迪勒拉山區稻作梯田1995年被認定為世界文化遺產、依富高稻作梯田系統2005年被認定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韓國濟州島火山與熔巖地貌2007年被認定為世界自然遺產、濟州島石墻農業系統2014年被認定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我國云南紅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統2010年被認定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2013年哈尼稻作梯田被認定為世界文化景觀；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阿爾恩文化遺址（包括綠洲地區）2011年被認定為世界文化遺產、艾爾與里瓦綠洲傳統椰棗種植系統2015年被認定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伊朗喀山坎兒井灌溉系統2014年被認定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波斯坎兒井2016年被認定為世界文化遺產。

　　如果考慮世界地質公園、世界灌溉工程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等其他類型的遺產項目，這樣的地方更多，我國貴州從江侗鄉稻魚鴨系統2011年被認定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在農耕文化傳承中具有重要作用的侗族大歌2009年被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我國湖南新化紫鵲界梯田2014年入選世界灌溉工程遺產、2018年被列入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日本岐阜長良川流域漁業系統2015年被認定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其中重要組成部分的曾代用水同年被認定為世界灌溉工程遺產；*有意思的可能是韓國濟州島，除了前述的世界自然遺產、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外，2002年被列入世界生物圈保護區、2010年被指定為世界地質公園。

　　這是否可以反映出兩個問題，一是遺產的界限趨于模糊，文化遺產不再是一般意義上的文物，至少文化景觀中就有自然的要素，而自然遺產中也有很多文化要素；二是農業文化遺產因其以農業生產為基礎的特性，決定了其復合性特點，即不僅包括一般意義上的農業文化和知識技術，還包括那些歷史悠久、結構合理的傳統農業景觀和系統，體現了自然遺產、文化遺產、文化景觀、非物質文化遺產等多重特點。

　　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復合性特點還可以從其基本標準中看出。一是經濟因素，提供保障當地居民食物安全、生計安全和社會福祉的物質基礎；二是生態因素，具有遺傳資源與生物多樣性保護、水土保持、水源涵養等多種生態服務功能與景觀生態價值；三是技術因素，蘊涵生物資源利用、農業生產、水土資源管理、景觀保持等方面的本土知識和適應性技術；四是文化因素，擁有深厚的歷史積淀和豐富的文化多樣性，在社會組織、精神和藝術等方面具有文化傳承的價值；五是景觀因素，體現人與自然和諧演進的生態智慧與景觀美學。

　　農業文化遺產保護需要探索新途徑

　　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發掘與保護需要借鑒世界遺產的經驗，世界自然與文化遺產保護在很多情況下也需要關注傳統農耕文化，這已經在糧農組織和教科文組織之間取得共識。為推動世界自然文化遺產與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之間的合作，2018年1月兩個國際機構舉行了研討會，并確定了14個行動要點。在今年4月份舉行的“聯合國糧農組織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第五次國際論壇”上，就邀請了教科文組織專家介紹經驗。在即將于巴林舉行的“世界遺產大會”上，糧農組織將設立邊會，介紹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計劃及進展情況。

　　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活態性與動態性特征，決定了不能采用一般意義上的自然與文化遺產保護思路與措施，而需要建立三個機制，即以生態與文化保護補償為核心的政策激勵機制，以有機生產、功能拓展、“三產”融合為核心的產業促進機制，和由政府、科技、企業、農民、社會構成的“五位一體”的多方參與機制。

　　“勿讓其失傳”是農業文化遺產發掘與保護的基本要求，煥發傳統農業新的活力，促進經濟發展、生態保護與文化傳承是農業文化遺產發掘與保護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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