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喜歡大都市的熱鬧繁華，背井離鄉從鄉村來到城市發展；有人喜歡鄉村的寧靜悠然，在城市漂泊打拼之后，又回到那個生他養他的鄉村，扎下根來創新創業……“城市進得了，鄉村回得去”是很多人向往的生活，而這種生活離不開城鄉融合發展。

　　近日發布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意見》（簡稱《意見》）指出，到2022年，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初步建立。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制度性通道基本打通，城市落戶限制逐步消除，城鄉統一建設用地市場基本建成，金融服務鄉村振興的能力明顯提升。

　　面對中美經貿摩擦，中國要凝神聚力辦好自己的事。今年以來，我國城鄉融合、區域協調發展加快向深入推進，為經濟高質量發展創造了新機遇、注入了新活力。今后應如何進一步推動城鄉融合發展？怎樣深化戶籍制度改革，讓農民更好融入城市？如何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

　　農民進城還是大趨勢

　　今年32歲的曹小軍從甘肅老家來到北京已經11年了。2013年4月，他加入京東物流，成為一名普通的快遞員。“每天平均送貨150至200件，從早到晚來來回回地跑。”曹小軍說，目前，他的配送時長已達1900多天，配送總單量超過28萬件，他所在的片區快遞員也從十幾人變成了100多人，其中有不少快遞小哥都來自偏遠地區的鄉村，在“北漂”的過程中逐漸習慣了大城市里的生活。

　　“我現在每個月能賺到1萬多塊錢。”曹小軍告訴記者，這些年來，他和妻子在北京打拼，為留守在老家的父母和兒子撐起了一片天。去年，他還用攢下的工資和十幾萬元的公積金在老家購買了一套新房子。

　　時間過得很快，今年曹小軍的兒子已經9歲了。每次提起兒子，曹小軍總會感到有些愧疚，因為在他看來，平日里工作比較忙，陪伴家人的時間實在是太少了。

　　如今，很多人選擇從鄉村來到大城市發展。正如國家發改委發展規劃司司長陳亞軍所說，我國還處在城鎮化較快發展階段的中后期，農民進城還是大趨勢，這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

　　陳亞軍介紹，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農業轉移人口進城落戶的門檻不斷降低、通道逐步拓寬，已有9000多萬農業轉移人口成為城鎮居民。2018年戶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分別提高到43.37%、59.58%。城市人才入鄉機制也在逐步建立，城鄉人才雙向流動的渠道開始打通，激發了鄉村發展活力。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立群認為，在我國經濟持續較快發展，特別是工業化、城鎮化持續快速推進的背景下，我國已經進入城鄉融合發展的新階段。

　　在城鄉融合發展釋放出新動能的同時，我國也在持續打通區域協調發展“經絡”，各大區域板塊實現良性互動。今年以來，從京津冀協同發展座談會召開到《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印發，區域協調發展的空間進一步釋放、拓展和深化，中國經濟跳動的脈搏更加強勁、有力。

　　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寧吉喆指出，今年以來，東部地區持續轉型升級，中西部地區經濟較快增長，東北地區經濟企穩回暖，四大板塊良性互動，重大區域發展戰略有力實施。我國區域協調發展深入推進，空間格局漸次優化。

　　然而，陳亞軍也提醒，我國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還不健全，存在一些明顯的制度短板，城鄉要素流動仍存在障礙，城鄉公共資源配置仍不合理，現代農業產業體系尚不健全，農民增收長效機制有待完善。解決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城鄉融合發展和鄉村振興。

　　城鄉區域間發展的不平衡，是短板，也是中國強大國內市場的潛力所在。

　　在陳亞軍看來，各個地方的發展水平不一樣，城鄉融合發展的階段不一樣，鄉村發展的差異性很大，不能搞成全國“一刀切”。要分類施策、梯次推進，試點先行、久久為功，努力形成符合實際、各具特色的改革路徑和城鄉融合發展模式。

　　放開放寬城市落戶限制

　　《意見》指出，有力有序有效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放開放寬除個別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戶限制。加快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增強中小城市人口承載力和吸引力。維護進城落戶農民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支持引導其依法自愿有償轉讓上述權益。提升城市包容性，推動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

　　母親節那天，在上海一家互聯網企業上班的顧揚（化名）給遠在農村的父母打了一個電話，這次通話讓他變得十分沮喪。

　　從畢業到現在，顧揚已經在上海工作快5年了，因生活成本高，他一直租住在一個只有20平方米的小房間里，沒有上海戶口，也沒有談到女朋友，眼看著自己就要30歲了，還在“漂”著沒有著落，他開始焦慮起來。這兩年，老家那邊催婚催得越來越厲害，他和父母的關系也變得越來越僵。

　　“雖然很喜歡上海，但我也知道自己很難留下來，老家在農村，回去也不知道能干點什么。”顧揚說。

　　在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有不少人像顧揚一樣承受著生活的壓力。隨著我國新型城鎮化進程加快，越來越多的新生代農民工來到城里，落戶、醫療、子女教育等成了他們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問題。

　　陳亞軍表示，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鎮化的首要任務，也是核心任務。截至2018年底，我國有2.26億已成為城鎮常住人口但尚未落戶城市的農業轉移人口，其中65%分布在地級以上城市，基本上是大城市。

　　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認為，近年來，各類城市落戶門檻普遍降低，取消落戶限制的步伐在逐步加快，但總體而言，城鄉二元戶籍壁壘仍然沒有從根本上消除，一些大城市對外來人口尤其是普通勞動者設置了較高的落戶門檻。

　　蔡繼明表示，《意見》提出的戶籍制度改革舉措，與以往改革一脈相承，旨在讓為城市建設、發展和繁榮作出貢獻的外來人口，特別是農業轉移人口住有所居、學有所教、病有所醫、老有所養、心有所安，不斷提高城市化水平和質量，增強城市競爭力和反哺農村的能力，為*終完成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創造條件。

　　“實現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的合理配置，首先要賦予勞動者在城市之間、鄉村之間、城市與鄉村之間自由流動、自由遷徙、自由擇業和自由定居的權利。”蔡繼明說。

　　陳亞軍指出，解決好落戶問題，需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聯動，推動大中小城市放開放寬落戶限制。堅持存量優先、帶動增量的原則，重點解決已經在城市長期就業、居住的這部分農業轉移人口，特別是舉家遷徙的，還有新生代農民工，以及農村學生升學和參軍進入城鎮的人口等重點人群的落戶問題。

　　專家表示，長遠來看，除了深化戶籍制度改革之外，還要建立健全有利于城鄉要素合理配置的體制機制，堅決破除妨礙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和平等交換的體制機制壁壘，促進各類要素更多向鄉村流動，在鄉村形成人才、土地、資金、產業、信息匯聚的良性循環，補齊農村發展的短板，為鄉村振興注入新動能。

　　“應發揮市場在城鄉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打破城鄉之間的各種壁壘，真正把城鄉一體化的要素市場建立起來。”張立群說。

　　樹立城鄉一盤棋理念

　　今年65歲的羅欽生，原是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區白塘街道五里村的村民，也是村里的老會計。去年，他搬進了該區的棚戶區改造項目五里小區，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市民。“2017年，政府就給我們村里的拆遷戶購買了失地農民養老保險，我和老伴兩個人加起來補助了將近8萬元。現在，我倆還可以領到養老金，每個月有1900多元，足夠用了。”會計出身的羅欽生把這筆賬算得很清楚。

　　不只是這樣，五里村村民每人每年260元的醫療保險費，也由村委會代交。“現在吃穿不愁，看病不愁，加上住在新小區里，衛生條件好、活動鍛煉場所也多，我們的生活過得更舒心了。”羅欽生說。

　　城鄉融合發展，讓羅欽生的老年生活變得更有保障。

　　“鄉村振興不能就鄉村來談鄉村，必須走以城帶鄉、以工促農的路子，在城鄉融合發展中破解一些難題。”陳亞軍說，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是實現鄉村振興和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要制度保障。

　　對此，《意見》指出，樹立城鄉一盤棋理念，突出以工促農、以城帶鄉，構建促進城鄉規劃布局、要素配置、產業發展、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生態保護等相互融合和協同發展的體制機制。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員張曉歡表示，我國城鄉產業發展水平差異很大，在很多地區，一邊是大城市的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一邊是鄉村的傳統農業。未來的鄉村經濟是多元化的，是以現代農業為基礎，以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鄉村文化旅游等新產業新業態為重要補充。實現鄉村經濟多元化和農業全產業鏈發展，需要用城市的科技特別是農業科技改造鄉村的傳統農業，利用城市的工業延長鄉村的農業產業鏈條，利用城市的互聯網產業等服務業來豐富農村的產業業態。

　　“要搭建城鄉產業協同發展平臺，推動城鄉要素跨界配置和產業有機融合。”張曉歡說，實現城鄉產業協同發展，需要有若干種類型的空間載體作為支撐。通過這些空間載體，一方面，農村勞動力可以就地就近就業，鄉村的集體土地、特色資源等生產要素可以得到有效利用；另一方面，城市的人才入鄉、工商資本入鄉、科技入鄉和金融入鄉，也都可以落在這些空間載體上。

　　張曉歡提醒，在推進體制機制破舊立新的過程中，必須處理好農民和土地、農民和集體、農民和市民的關系，必須守住底線紅線。在搭建各類城鄉產業協同發展平臺的過程中，要防止“鄉村產業發展起來了，但是環境被破壞了、鄉愁沒有了”。

　　“要以維護農民的基本權益為底線，絕不能代替農民做主，不能強迫農民選擇，要真正讓農民得到改革的紅利。”國家發改委發展規劃司城鄉融合發展處處長劉春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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